02月26日訊 托納利接受共和報專訪，敞開心扉談到瞭自己的成長經歷和賭癮。
你記得第一次下註嗎？
“不記得瞭。那是在17-18歲時變成瞭一種習慣。當它開始占用我大量時間時，就變成瞭常態。因為是在線投註，我與外界隔絕，把自己封閉在殼裡。”
你一直都很內向嗎？
“在傢人和朋友面前不會。在隊友和體育環境中會。不是因為不信任，而是習慣：從小我總是最小的。和比自己大的人一起成長，很難讓自己變得外向。在佈雷西亞的頭幾年，我把自己孤立起來，不跟任何人分享我的想法。”
你一直都想做足球運動員嗎？
“這是我最早的夢想之一，也足夠瞭：其他的我都放下瞭。小時候，在米蘭的Lombardia1，我是最厲害的，在皮亞琴察也是，盡管我個子最小。但在佈雷西亞，我必須克服一些困難。不過，我的熱情、樂趣以及能做到別人難以做到的事情，讓我明白自己比一般人更優秀。”
你什麼時候意識到賭博變成瞭癮？
“其實我可能從來沒真正意識到。當一個人陷入那種情況時，很難問他是不是病瞭。他永遠會說‘不’。即使他感覺並非如此。他無法想象自己有那個問題，所以傾向於隱藏它。”
這種無意識的逃避和你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有關嗎？
“在離開球場的幾個月裡，我花瞭很多時間和心理醫生在一起。他的工作是讓我明白我怎麼陷進去的。通常，人們在失去某些東西時才會明白：傢庭、工作、薪水。但在我的案例中，經濟上的寬裕讓我沒有察覺到事情的嚴重性。這是一個艱難的恢復過程。我不能服用特定的藥物，因為95%的藥物都會讓我在反興奮劑檢測中呈陽性，所以一切都是心理上的治療：持續瞭幾個月，與心理醫生和精神科醫生一起。”
禁賽對你來說是決定性的嗎？
“頭兩個月我與世隔絕，然後回到生活中，每天訓練卻沒有比賽，我明白瞭自己正在為過去所做的事付出代價。”
英格蘭對你幫助有多大？
“很大。隊友和教練一直把我留在團隊裡，工作人員和管理層也是如此。紐卡斯爾的球迷和對手的球迷從未評判我。這裡的人尊重每個人的問題，他們不會揪著不放，而是盡力幫助你。最大的幫助來自羅馬Gemelli醫院精神科主任加佈裡埃爾·薩尼教授、我的傢人、朱莉婭、安德烈亞·羅密歐和他的傢人——他們就在我身邊，還有我的經紀人瑪麗安娜·梅卡奇和朱塞佩·裡索。這件事讓我和他們的關系更加牢固。”
手機會成為一種毒癮嗎？
“過去一年裡，有6個月我沒用手機。當然，我感受到一種自由：即使沒有它，我也覺得沒問題。以前我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都離不開它，現在我出門時才拿，回傢就放下。隻有媽媽、爸爸或某個傢人給我打電話時我才會再拿起來。我和社交媒體的聯系也很少。”
禁賽期間的生活怎麼樣？
“第一個月我在意大利和英格蘭之間旅行。我從未接近抑鬱，因為我立刻開始自我調整。每周三次在線咨詢，每月一次面對面會談，我一次也沒落下。我們總是討論前一天的情況，有三項具體任務：一項關於我自己，一項關於賭博，最後一項是總結。意大利足協組織的16次會議，我在意大利完成：禁賽的前6個月後，我去瞭巴裡、羅馬、佛羅倫薩、米蘭、維羅納。我會見瞭一些球隊的年輕人和管理人員。”
他們問得最多的問題是什麼？
“12-13-14歲的孩子們會問類似於‘你對陣過的最強球員是誰’。成年人會問你為什麼會犯那樣的錯誤。在足球學校，他們想知道我成功的秘訣，我知道光靠天賦是不夠的：一千個有才華的孩子中，很多都會迷失。”
最感動的會面是哪次？
“在紐卡斯爾，一傢生產海洋燃氣管道覆蓋物的工廠。我去那裡是因為在英格蘭賭博很普遍。有人在禁賽幾個月後對我說：‘因為你的事，我戒掉瞭賭博。’他們是多年的賭癮者。一個意大利人告訴我，一個員工每月賺2000英鎊，但有時為瞭養傢需要加班：因為他把太多錢扔進瞭賭博。”
現在你覺得自己是一個榜樣嗎？
“賭癮者不會談論它，但如果他敞開心扉，就能有所行動。開口是最難的。你永遠不想讓自己看起來像個失敗者，但真正的幫助是敞開心扉。”
你經常回想過去嗎？
“我有時會想到我本可以去國際米蘭。我從未接受過：不是因為它不是一支強隊，而是我覺得自己無法100%開心。每天都在討論這件事。我和我的經紀人聯系，疑慮很大。那是我不想翻越的一座山。保羅·馬爾蒂尼的電話改變瞭一切，他讓我感到開心，我說：‘要麼去米蘭，要麼留在佈雷西亞。’對米蘭的這份感情是我爸爸傳給我的。我小時候用加圖索的紅黑杯子吃早餐，杯子壞瞭時，我逼著媽媽一點一點修好它。當轉會成真時，我請求裡諾允許我穿他的8號球衣。”
在你的第二段人生中，托納利是誰？
“一個能和所有人交談的人：和需要幫助的人，也和不需要幫助的人。一個更樂於助人、更慷慨的人。不再隻是在球場上。”